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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知’ 分类的存档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2011年7月30日 1 条评论

读书当然不是为了娱乐,为了消磨时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娱乐方式,相对而言,读书就显得过于单调乏味了。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读书,肯定是因为读书有某些用处。

韩愈在《劝学篇》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为人师者的职责和作用,其实也是书的用处。书是人类智慧最重要的载体。阅读一本优秀的书,就像在跟一个伟大的灵魂交谈。在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日常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总会有困惑的时候。请教别人,别人也未必能给你满意的答案。然而,也许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思考过你所碰到的问题,并将他们思考的成果写在了书里面。当你在书中读到这些之后,可能并不能完全解答你的疑惑,但至少,你会获得一个更高的视点。而有一些书,则能教会你某种技艺。你想学习写作吗?此类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你想学习股票交易吗?只要你多读几本相关的书,加上实际操作,很快你就会掌握这种能力的。甚至,你要是想学习钓鱼,书中也能提供全套的操作技巧。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智者,将会告诉你,有关支撑着这个世界运行的那些法则,他们的探索与心得。他们将引导你深入地了解自己,找到人生的方向和道路。

可是有人会说,教师、电视、电影、报刊、博客、微博,也能起到这些作用,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呢?教师不可能一辈子跟随着你,而书籍则随手可及。至于电视、电脑之类,波兹曼在他的名著《娱乐至死》中有过详细的论述。每一种媒介技术,都有自己的倾向。譬如电视,它的倾向便是娱乐化。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媒介意识,没有学会如何使用这些新生的媒介工具,很可能,除了娱乐,你还能得到浅薄和生命的苍白。正如波兹曼所说,娱乐至死。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种媒介,可以完全涵盖书籍中所蕴含的人类智慧,更别说取代书籍。或许,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

穷途末路的读书人

2011年5月17日 没有评论

20110517 据说,香港作家海辛生活困顿,连电视机修理费都付不起,只好用自己卖不出去的书代偿。给海辛修理电视机的是王贻兴的父亲。王贻兴是董启章的学生,曾经获得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而今却转行当了艺人。而坚持了下来的人,像梁文道中学时候的同学陈智德,已是日见窘迫。

这个五月,梁文道出了一本新书,名曰“访问”,书中是作者与十五位“有想法”的读书人的对谈。同为喜欢读书和写字的人,有许多地方,我看了感同身受,又有许多地方颇令人震撼,教人深思。

有人说,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可是,我想说,将文学当成事业的失败者,其中的绝大多数仍然会失败。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在万千人中,出类拔萃而能成功者,都属凤毛麟角,说万里挑一也不为过。

不是每一个酷爱读书、写作的人都能将此作为事业。大多数自由撰稿人都有文思枯竭的时候。没有了写作,自然没有了经济收入,而生活还得继续下去。所以,读书人要保持自己的爱好,而又能够保障生活质量,还是需要一份稳定的职业。在学校里教书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例如董启章,一样写大部头小说;另外,当编辑也不错;而如果能像梁文道那样,一边做电视,还能读那么多书,又笔耕不辍,出那么多畅销作品,那真算得上读书人的理想生活了。

读书人的一个老毛病是自视过高,过分自我中心,总以为单凭自己的文字就能改变社会人心。因此,往往忽略了受众的真正需求,而不为社会所接受,成为无人问津的废品。在遭遇市场失败之后,非但不好好反省,总结教训,还反过来指责大众趣味庸俗,人心不古。话说回来,即便是真正的好书,期望大众迅速接受也不现实。观念的改变总是缓慢的,社会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响,转而推荐介绍你的书,你的书才能吸引大众的注意,最终获得市场的肯定。

一句话,书籍也是消费品。然而很多读书人写书人却视而不见,或者不愿承认。既是消费品,就要做营销,做推广。否则,只是自命清高一副不屑为之的臭脾气的话,就难免被埋没的命运了。

坚持固然重要,但行不通时,也要懂得放弃,尝试改变。少一点固执,把胸怀放开,放眼望去,或许就是一条坦途。

日本未来政治家的自传

2010年12月1日 1 条评论

加藤嘉一一开始就声称要从政,而他的自传就写得很政治正确。

在加藤嘉一的简介中,有两点对我比较有吸引力,其一是北京大学留学生,其二是为了保护家人不受伤害,曾与黑道谈判。可是在他的自传中,这两部分都没有展开详细介绍。

对此,我的猜测是,作者因为忙于各种活动,没有充分的时间写作自传,只好删繁就简,而更重要的是,一心献身政治的加藤拿捏不准,他的某些经历,是否会成为未来从政的绊脚石。

正因为从政的意图是如此清晰,并且无处不表现得谨慎,因此,也提供给我一个阅读他的文字的新的视角。

在读他的自传的过程中,我产生 了一些疑问,比如,他曾遭受黑道分子毒打,对此他只是一笔带过,他的解释是不愿把同胞人性中的丑陋和残忍暴露在中国读者朋友面前。我的理解是在一本中文自传中写这些东西是不合适的,这样会引发他的日本同胞的猜疑甚至是未来的政治对手的恶意揣测。又如,他放弃了到东京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学习的机会,选择到北京大学留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学费问题,二是想出国,至于这中间他是如何获得到北大留学的机会的,却不着一字,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再如,与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关系,可谓扑朔迷离。

加藤很善于发掘自己的长处,为自己塑造一个健康、阳光、坚强、勇敢、能力超群、有思想的正面形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读者不只是他的中国朋友,还有未来的选民。正是选民手中的选票,决定着他的政治生命。

我的网络阅读

2010年10月23日 没有评论

当我决定谈谈网络阅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感到茫无头绪。印象中,在网上看的那些东西,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杂,一个是乱。很多时候,阅读网络上的信息成了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并非在明确的目的的指引下进行。这至少有两个坏处,第一,时间得不到控制,很容易影响到之前制定的其他的计划;第二,大多数情况下网络阅读成为一种消遣方式,收获相当有限。因此,不论从生活规划的角度,还是从阅读效率的角度,都应该梳理一下我的网络阅读。

虽说杂乱,但是仔细想想,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条理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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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一)

2010年10月15日 没有评论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一部公认的经典。几年前,我就读完了这本书。现在,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故事的梗概,所有这些都忘记了。至于小说传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运用了哪些创作技巧和方法,更是无从谈起。“魔幻现实主义”,就像一张贴在马尔克斯外大衣上的标签,随时可能被大风吹走。如果你问我,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何联系,我真的说不上来,我只是知道有联系,如此而已。

我能感觉得到,近几年来我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了。不过,对《百年孤独》的淡忘,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记忆力上面。《百年孤独》看完第一遍以后,就被我关到小书橱里去了。曾经很想再读一遍,并作一些分析,做一点笔记,一则希望对这部经典作品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二则这样做有助于记忆。可惜惰性发作,一直没有做。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为何忘得如此彻底。

10月7日,瑞典科学院宣布,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对我来说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他的作品早在此前已经有中文版本在国内出版。在中心书城,我找到了三本,《绿房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劳军女郎》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译者孙家孟。封面上,一个女人背对着镜头,身上猩红的连衣裙,一侧的肩带滑落在臂弯处,露出肉感、光滑的背部,极具诱惑性。在图片上面,写着两句话,最上面一句说,“由于揭露了秘鲁军队建立秘密流动妓院的内幕,本书在秘鲁曾一直被列为禁书!”一时间被勾起强烈的猎奇心理,就在书城看了序言和第一章。之后查知市图书馆有这本书,便借了回来。

不论在《劳军女郎》里面,还是在网络上,都有人把略萨跟另一位著名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相提并论。这使我想起几年前读《百年孤独》的经历。如今,《百年孤独》已被我遗忘得近乎一干二净,仿佛从未读过。作为对这个深刻教训的回应,我应该做的,就是在以后读书的时候,多思考,多做笔记。到目前为止,《劳军女郎》我才读了两章,还不到全书的四分之一,但《劳军女郎》风格独特,确实是我之前所未见,这也是我迫不及待要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感受的一个原因。

一直不喜欢长篇大论的序言,往往一篇序言还没看完,就让我丧失了对整本书的兴趣,再也读不下去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总是对那些啰里啰嗦的文字敬而远之,直奔主题。待到全书读毕,才回过头来翻一翻序言。《劳军女郎》一篇译者前言,加上作者略萨的再版前言,总共才六页,我一口气就把它们读完了。译者前言非常简单。首先概要地介绍了小说的情节,并指出其主题就是“对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军事当局的腐败)进行的一次严肃的批判”;其次,以对话为例,分析了小说的结构特点;最后寥寥数语,介绍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特征。我认为,一篇好的序言,首先应该是一篇好的导读,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篇译者前言是不是一篇好的序言,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它已经把我带到小说的情节之中,深深地吸引着我继续读下去。

《劳军女郎》的第一章几乎都是人物对话。按照译者孙家孟的分析,对话里面有场景的转换、时间的递嬗、环境的描写。关于场景的转换,译者在前言中写道:“把许多不同的场景,用各种蒙太奇手法连接,并列在一个平面上,全面推进故事情节的开展,是一种新的结构方法,这也是巴尔加斯·略萨对传统小说技巧的一个突破。如果依照传统的写法,作者得一处一处地分头描写,而且还得交代场景转换的过程,这样一来就很可能把故事写成一部三四十万字的作品。”可是,场景切换是那样快速、频繁,以至于让人一时难以反应过来,不得不停下来思考一下,没有那种酣畅淋漓的,至少是顺畅的阅读感受。实际上,这比文学剧本甚或分镜头剧本还要难读。在再版前言中,略萨说到,在写完这部小说的同时,也完成了其电影脚本的写作。然而在我看来,小说的第一章跟电影脚本并没有什么不同。译者说这是一种新的结构方法,也是对传统小说技巧的一个突破,我很愿意相信在此以前没有其他的小说使用过同样的方法和技巧,但我也相信,早在略萨使用这样的方法和技巧之前,电影工业已经使用几十年了。略萨只不过是借用了电影的手法,用以创作小说。

曾经有人担心,随着影像艺术的发展,小说将会逐渐消亡。我觉得持这种论调的人,要么糊涂,要么就是杞人忧天。小说自有电影等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作用。跟电影不同,我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最大的魅力正在于文字本身。不过如果只是讲故事,甚至把小说写成影视脚本,那当然不能体现小说之为小说的价值。

小说的第二章由两份报告和一篇描写梦境的日记体文字构成。根据译者说法,在后面的篇章中还会出现公私函件、通知、电台评论、录音采访、新闻报道、社论等等各种文体。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已经有过无数次的讨论,在这里我就不掺和了。我的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它看起来很像一本拼凑出来的书。或者这么说吧,它无处不让你感受到形式的存在,它总是在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难以深入情节之中。

略萨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如今又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其影响力之深远必将大大超过获奖以前。我对略萨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我有一个相当狂妄的判断,我认为,从小说的历史这个宏观视觉出发,结构现实主义不过是一场伟大的实验。

为什么要读书

2010年10月1日 没有评论

我很少阅读报纸杂志,上网以后也没多大改变。不过,在网上读到的文字,其实相当于传统的报纸杂志的内容。总之,看的文章确实要比以前多了。而把所有的篇幅加起来,大概比看过的书的篇幅还要大。

所读的报纸,主要是《南方周末》,此外,《南方都市报》、《参考消息》等,看的并不多,像香港的《信报》和《明报》那样须到图书馆才能看到的报纸,顶多十天半个月浏览一回。在网上,除了看新闻,我多半把时间花在共识网、一五一十部落和方舟子的新语丝上面,另外还订阅了一些著名的网络作者或博客的文章。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到处是敏感词的国度,还需要经常翻墙找不同来源的信息和不同的观点。

然而,总的来说,收获并不多。不论是阅览报纸杂志,还是浏览网络文字,我的感受,总是一半清明,一半沉重。这些文字相当庞杂,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一篇精彩的文章,也许可以穿透纷繁复杂的表象,直达问题的本质,令你有一种醍醐灌顶的快感。可是,限于篇幅,作者往往点到为止,至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留给读者的是更大的疑问。

这一期的《南方周末》有一篇《谁成就了肖传国》,作者柴会群。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文章,占据了整个版面。从平顶山人体实验,到肖传国雇凶袭击方舟子,最后落网,时间跨度十几年,有许多事实的陈述。作者说,“对肖传国雇凶报复方舟子的解读,如果仅限于一起学人失德失控所导致的普通刑案,则消解了事件本质。长达十年的方肖之争,其实深深反映出中国科研体制、学术评价、乃至司法、社会环境的痼疾与畸变。”但是,如何从科研体制、学术评价、司法以及社会环境入手,采取措施,防止肖传国们前仆后继,作者没有说。我想,即便再给作者一个版面,也未必能说清楚。

读书的重要性,便在此处突显出来了。一本书可薄可厚,少则数十页,多则上千页,其篇幅足够支撑一个甚至若干个问题从提出到解决整个过程的完整的论述。而相关的书籍,合在一起,互相辩伪、印证,便成一个体系。不读这样的大部头,难以对一个问题有透彻的理解。

要参透现象,必须居于高位。唯其如此,方能发现问题本质。

书非非借不能读也

2010年9月30日 没有评论

还在上学的时候,读过一篇古文,袁枚的《黄生借书说》。文中有一句话,“书非借不能读也”。大家对此都深有体会。向别人借书,你总得承诺一个归还的期限,超过这个期限不还,人家就不愿再借书给你了。因此你必须在承诺的期限内把书读完,而且越快越好。

来深圳后,生活在一个周围几乎都是陌生人的世界里,不可能问别人借书了,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座城市有规模庞大、藏书非常丰富的图书馆。我办了一个读者证,自此成为图书馆的常客。可是一段时间下来,我发现,那种还书的紧迫感慢慢就消失了。有一些书,借了还,还了借,前后竟长达三四个月之久。然而在此期间,我甚至没看几页。是这些书根本不值一读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不可能借回来。问题在于,还书的期限形同虚设。只要你愿意,图书馆里面任何一本你可以借到的书,可以长年累月地搁在你书桌的一隅。

期限的设定,是计划的一个要素,没有期限的计划没有任何意义。读书也需要有计划,不然的话,一本书,如果只是藏在某个角落却不去读它,即便是你买来的,它也不是你的,你所拥有的只是一叠装订整齐的纸。

你承诺给别人的还书期限,说到底是一种外在的压力。真正的读书人,要有内在的驱动力。我为什么要读书?读书于我有什么好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深刻,你的动力就越强劲。当读书成为你生命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那些外在的压力,将不再成其为压力,而变得自然而然。

每个人都有惰性。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驱动力都有助于战胜惰性。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人,无论是谁,只要突破了惰性的屏障,就能从平庸的泥潭中跳脱出来。至于卓越的人生,恐怕光勤奋还不够。这是后话了。

怎样读书?

2010年9月27日 没有评论

上学十几年,也不知上了多少阅读课?毕业之后,当了三年小学语文老师,每个星期有差不多十节语文课。按理说,不论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学生,还是作为一个称职的教师,如何阅读一篇文章,乃至阅读一本书,对我来说都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然而事实却是,除了知道有所谓精读和泛读之外,我实在说不上来更加详细的读书方法。于是到了最近,我从网上下载了一本艾德勒和范多伦合著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可惜后来由于担心眼睛吃不消没有看。

几乎每次总结人生失败经验的时候,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一直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所谓良好的读书习惯,我的理解,其一是涉猎广泛,不能太杂,应有系统,数量务多,经典为主;其二是持之以恒,从不间断,一本书务必从头至尾看完,不能半途而废;其三是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经典不妨多读几遍,一般性资料可以一目带过;其四,凡精读一本书,都要记笔记,甚至背诵一些句子或段落,此外还要写感受和批评。

可是,也只有在做总结的时候才想得到这么多,平日里看书,我几乎一条都办不到。这也难怪,我竟至于要找一本教人读书方法的书来看。

两天前读完了《1984》,想写一篇读后感,好不容易憋了一篇出来,却并不令人满意。其实这是预料中的结果。我在理论素养方面有太多的欠缺。这再次刺中了我的软肋。

我读《1984》

2010年9月27日 没有评论

“这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常用惩罚。”奥勃良说。装着饥饿的大老鼠的铁笼已经被移到距离温斯顿的脸只有一两巴掌远的地方。温斯顿可以想象得到,只要笼门一开,他将被大老鼠撕扯粉碎,吃得仅剩下骨头。他恐惧到了极点。当铁笼继续移近,铁丝碰到他的脸上的时候,他终于屈服了。

在我看来,奥威尔通过奥勃良之口,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作了消极的暗示。我知道,《1984》写于1948年,两年之后,奥威尔去世。换句话说,在中国共产党还未最终取得胜利以前,《1984》就已经面世,而奥威尔对中共执政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的一阵猛似一阵的极权主义风暴永远都不会知道了。有人说,《1984》是一个伟大的政治预言,信然!

前天终于读完了《198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震撼伴随着整个阅读的过程。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我所读到的,不是一本可能由于存在文化差异而难于理解的外国小说,而是中国大陆过去六十年的历史,甚至是眼下中国的现实写照,以及对中国未来的预告。

过去的不说了,未来不好说,就说当下吧。大洋国真正实行了大部制,只有四个部,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和富裕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相当于今日中国的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文化部、工信部、教育部等。今日中国,仍然施行报禁的政策。从理论上来说,或者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所有中国大陆的报纸,都是党国开办的。而通过严厉而荒谬的审查制度,很多书籍,不是无法出版,就是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影视作品也逃脱不了相同的命运。文化部的部长最近高调反三俗,实则假反三俗之名,行铲除异己之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惯用的伎俩。工信部去年强行推行绿坝,所用也是暗渡陈仓的奸计。虽然绿坝事件最终不了了之,但工信部从未消停,不允许个人注册CN域名,繁琐的网站备案制度,没完没了的实名制,其作为不是为规范网络的管理,而是为了扼杀网络言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至于教育部,一直都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近日各地又搞鲁迅大撤退运动,其贻害之广之深,不可估量。

专制集团掌握的技术愈多愈精,其触角将伸向各个角落,无所不在。这也是极权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境界。

为什么读韩寒

2010年4月21日 没有评论

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学习作文的缘故,看了不少同龄人的作文。在我的小书橱里,现在还放着几本这样的作文选集。那些学生习作,多半是对语文课本上的范文的拙劣模仿,内容不新鲜,语言方面,也不像孩子说的话,生拼硬凑的痕迹相当明显。能够引起我们这些小读者的共鸣的同龄人的文章少之又少。后来,多多少少学会辨别文章的好坏,慢慢地就不再看那种作文选。转而看起了尽人皆知的经典,比如四大名著。不过,还是通过报纸杂志关注着同龄人的文章。毕竟有些同龄人写出来的东西让人感觉不到什么隔阂。这个时候,郁秀出现了。记得当时,虽然面临中考的压力,我还是把《花季雨季》读了两三遍。也许在现在看来,《花季雨季》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是她第一次那么真实地写出了中学生的心声,令包括同龄人在内的无数人深受感动。

韩寒的横空出世,是在郁秀之后。《三重门》是学生作文的一次飞跃,也是中学生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从以前流行的学生作文选,到《花季雨季》,再到《三重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人的成长轨迹,以及这个社会的发展曲线。当然了,韩寒的文学才华,也在《三重门》里面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当大家正在期待一朵文学奇葩绽放的时候,韩寒却开起了赛车,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之后,他也出了几本书,包括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再也没有像《三重门》那样的影响力和论者的好评,虽然书的销量仍然很高。自此,韩寒的读者发生了鲜明的分化。他的很多同龄者相继进入大学学习,也有一部分人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开始各自的营生。热爱文学的人在他的书里读不到精彩的文字和丰富的想象力,关注教育乃至社会变革的人找不到力透纸背的批评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于是逐渐地疏远了他。我的一些曾经热衷于韩寒的文字的同学,甚至都羞于再提起他的书。而那些开始时热爱他的文章进而喜欢上他的人依然是他的忠诚的追随者。

韩寒博客备受追捧,使这种局面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些过去“冷落”了韩寒的人,发现他一直在关注着公共事务,俨然一个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这正是一个没有丧失掉良心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于是,韩寒得到了包括社会精英在内的更多人的认可和推崇。甚至有人说,韩寒就是当代的鲁迅,一时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社会精英们推崇韩寒,其实也是对他积极发表言论的鼓励,而更主要的是借韩寒之口,浇自己胸中块垒。韩寒有太多的追随者,而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具备这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什么读韩寒?因为韩寒一直在随着我们的社会脉搏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