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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瘟疫叫大运

2011年8月18日 没有评论

虽然日常运动量不大,但我很喜欢运动,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除了足球世界杯这种男人们的盛会,春光无限的女子沙滩排球,以及非常实用的诸如散打等搏击类比赛,我对其他一切体育赛事均不关心,也不会去观看。奥运会如此,亚运会如此,对于三流的世界性运动会大运会,更是如此。即便此次大运会就在我居住的深圳举行,也不能引起我多大的兴趣。

之所以还想在这里谈论大运会,实在是因为有一些想法,蓄积于心,不吐不快。

实际上,我非但不反对深圳举办大运会,相反,刚开始时,我是持支持态度的。任何一场世界性或区域性的大型运动会,都不可能只是体育比赛那样简单,其背后都有太多政治的经济的考量。举办运动会固然可以弘扬体育精神,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而借着举办运动会,宣传城市的形象,展示城市的实力,并期望以此为契机,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拉抬经济收入的增长,这一切都可以理解。

可是,随着筹备大运会工作的逐渐深入,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以胜利的口吻,宣布“清理”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的爆炸性新闻。接着,又有强行更换临街商铺招牌的蛮横行径遭致广泛的争议。而市内那些平时就如过街老鼠一般的小摊贩,也因为大运会的原因,不少人被迫停止了他们的营生。也许,在政府的重拳整治之下,深圳确乎变得更加安全更加整洁更加漂亮了。然而,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罢了。在大众那儿,昭昭在目的,是权力的专横跋扈。

权力的肆无忌惮,带来的一个恶果,是对纳税人的钱的肆意挥霍。见的太多了,原本维护得很好的绿化带,被整个铲除,重新种上普普通通的花草。任我左看右看,愣是没看出有什么美化效果上的提升。无数的天桥,没有丝毫老旧的痕迹,被重新装修一新。我经常行走的一座天桥,在坚固的不锈钢护栏之外,竟然还镶嵌上带着花纹的巨大的沉重的玻璃,联想到施工过程中一块玻璃由于工人不小心而碎裂,不禁让我对天桥下面络绎不绝穿梭往来的汽车的安全产生深深的忧虑。有不少的路面,铺路的砖石被撬开了,然后换上了新的砖石,更不用说,难以计数的楼宇的外墙,被粉刷一新。这座城市的历史,只不过短短三十年,而绝大多数的楼房,楼龄也不过几年十几二十年。

太多的不可理喻,太多的不可思议!写在这座新生城市脸上的,不再是青春灵动,欢欣鼓舞,而是错愕的神情。一座城市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其外表,更在于其灵魂。深圳举办大运会的实践证明,在中国境内,并不存在特区。

与深圳隔河相望的香港,在半年前,立法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拨款申请。这也是香港魅力的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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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者天助

2011年7月31日 没有评论

每年的七月份,整个中华大地都要被涂上一层热烈喜庆的红色。今年的七月有点特别,就在那层喧闹的红色上面,泼溅了数十条生命的鲜血,然后慢慢冷却,终于变得黯淡了。仿佛是一种嘲弄,那边厢京沪高铁作为最大的献礼工程赶在七一之前几个小时通车,不想到了月底,就发生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导致两百多人死伤的动车追尾脱轨事故。惨祸刚刚发生不久,调查程序尚未启动,官方就迫不及待地归罪于老天爷。可是常识告诉人们,老天爷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承担不起这么大的罪孽。

真相是掩埋不掉的,而追寻事实真相的决心,永远也阻挡不住。在真相被公布以前,那些不幸的罹难者,他们的冤魂将得不到安慰。而他们的亲属,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还要承受更多不公的煎熬。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这是一个不可托付的国度!人之最可宝贵者,莫过于生命。对待生命尚且如此草率,更何况其他?

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并非致力于公民的启蒙,而是千方百计,围追堵截,要将意识形态灌输进你的脑袋,从而塑造维护他们的利益至少是易于他们统治的工具。如果你足够幸运,如果你有很好的悟性,你才能在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当你开始工作,你很快就会明白,你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你将受到盘剥,没有人在乎你的健康,老板永远都在赤裸裸地追问你给他创造了多少价值。当你的权利乃至人身安全受到了侵犯,在实力悬殊的对抗中,你永远被踩在权力和资本的脚下。你要最大限度的自保,也许只有一条路,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然后进入权力和资本媾合的俱乐部。

人总要生病。当你不幸被送进医院,你才发现,原来一直大肆宣扬的救死扶伤实际上是一个传说,医院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营利机构,只是他们出售的是健康和生命。也只有在医院里,你才会大彻大悟:金钱就是健康,金钱更是生命!看看吧,在你的身边,有多少人,因为付不起医药费,将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带着大病,被医院扫地出门,回到家中等死?

假如一个人侥幸活到了退休的年纪,大概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可是,这个社会并不欢迎这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除了那些从政府和事业单位以及所谓集体所有制企业退休的人,在中国,绝大多数到了退休年纪的老人都不在政府的养老计划里面。真的不敢想象,要是没有子女的赡养,老人们的残生将如何度过。

此次动车追尾事故中,就在搜救工作宣布停止十几个小时之后,两岁多的小伊伊挥动了她的小手。她得救了。是的,正如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所说,这是一个奇迹。不错,这是一个自救的奇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生的道路也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走。自助者,天恒助之。

北京开出的列车

2011年7月29日 1 条评论

曾经有一位北大的教授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上访者是精神病患。后来,这位教授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可是,如果这位教授的原意是指这些上访者有认知障碍、行为偏执,这种说法,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一直有一种论调,说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南海发出的行政命令,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中,尤其在被执行的时候,总是被扭曲、打折、夸大,乃至完全屏蔽。这种论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所有中南海的政令都是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的,都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持这种论调的人,从社会精英到平头老百姓,所在多有。正是基于这种简单的逻辑,全国各地,许许多多权利受到侵犯的底层的老百姓,万里迢迢,不顾路途险阻,冲破一切阻挠,要到北京去上访,指望青天大老爷为自己主持公道。

然而,等待他们的,唯有黑暗的现实和更加绝望的未来。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上访群体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没有逃出地方政府的魔爪。这一切所谓黑幕,就在眼皮底下,难道上层竟不知道?

如果说,人们过去一直相信高层与基层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那么,7月23日晚发生的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以及其后官方的一系列做法,应该可以让人们看清一个事实,鸿沟并不存在,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

铁道部的直接上司是国务院。他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们之间的通讯不可能失真。

从北京出发的动车D301,途经天津、济南、上海、杭州,然后到温州,历经颠簸,可是,D301始终是D301,铁路仍然是原来的铁路。一切都没有改变。而惨剧就在这样原封未动的情况下爆发了。

碾压过弱者身躯的车轮,终将驶向何方?

数字游戏

2011年7月19日 没有评论

数名到底是多少名?按照通常的理解,答案应该是个位数。比如我们平常说的“数人”、“数年”,一般就是指几个人、几年时间。如果有人硬要把两位数乃至三位数用不确定数量的“数”来表述,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故意误导。

14也好,15也罢,肯定要比4啊6啊大得多,三岁小孩都懂。数字本身并无意义,只有当数字指向具体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才能判断数字是否重要。显然,跟4个生命相比,14条毛发实在微不足道。在人的性命面前,任何东西都显得不够分量。正因为人的性命无价,我们甚至不会说,14个生命比4个生命更宝贵,只会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的创造,都是平等的。但是,无论是谁,都会同意这样的说法:相对死4个人,死14个人严重得太多了。

今天的南方都市报头版封面挂了一个通栏大标题:新疆一派出所遭到暴徒袭击,内容却是一篇经过处理的新华社通稿,仅有两百多字。即便南都加了一幅模拟图,也显得过于单薄了。且不说通稿对新闻背景不着一字,对新闻事件过程的描述也是简单到了极致。而对于最为重要的死伤人数,却又欲说还休,遮遮掩掩,用极不严谨的“数名”代替“暴徒”具体的死亡数字。这样处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这是在故意误导,同时,也可窥见潜藏于背后的心虚。

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的流通变得极其容易,没有谁可以完全遮蔽新闻真相。历史将证明,一切阻挠信息流通的手段,不过都是掩耳盗铃罢了。而付出的代价,是永远失去人们的信任。试想,中央各部委公布的三公经费支出数字,每一次公布的CPI指数,又有多少人真正相信?

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只要坦诚沟通,都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并非总是如想象的一般非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可。当然了,如果一个体制已经到了总是要出现大问题的程度,那就不是新闻管治水平的问题了。

药效

2011年6月8日 没有评论

药家鑫的死,说明了他虽然也称得上“军二代”,但他的父母亲充其量只能算鱼兵蟹将。药家鑫4月22日一审被判死刑,5月20日二审维持原判,然后才过了半个多月,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并于当天执行。如此高效的司法程序,很出乎大家的意料。种种迹象表明,事实上,他的死并没有换来司法的公正乃至独立,公众的诉求仍然只是一种虚弱的呼声。如果说药家鑫的死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其意义也不过是公众这种虚弱的呼声给公检法造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给公检法敲响了警钟,使得他们更加谨慎地去回避、引导乃至回应公众的诉求。

7日晚的新华社通稿说:“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于药家鑫是否应当判处死刑,关键在于药家鑫的犯罪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将公正建立在客观认定的事实之上,建立在依法采信的证据之上,建立在严格规范的程序之上,彰显的是法律的正义,确保案件经得起法律、社会和历史的检验。这对于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至关重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可见,在表面上,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司法公正和独立的价值。然而,在干巴巴的文字说辞背后,我们并不了解在公开的司法程序后面更多真实的细节,当然,也不会有人公布这方面的信息。公众无从得知,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这一块空缺。公众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实质上,一切都没有改变。

从“富二代”的“70码”,到“官二代”的“我爸是李刚”,再到所谓“军二代”的药家鑫,威权社会的权威代表,一个接一下地倒掉了。公众舆论似乎在整个过程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可是,我得说,这些不过都是牧民者为百姓开放的几个泄洪口罢了。被舆论的洪流裹挟而去的,不过是些小鱼小虾,真正的大鱼依然在牢不可破的三峡大坝后面悠哉游哉。大坝的根基并未动摇。

药家鑫之后,下一波舆论的洪流将冲向何方?能否挣脱禁锢,冲开一个更大的缺口?我知道的是,所有奔突的洪流,终将汇入大海,自由激荡,而后归于平静。

可怜的超前意识

2011年4月8日 没有评论

药家鑫到底该不该死?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对于一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媒体发表议论应该特别谨慎,以免干扰司法。这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常识。

熊培云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前提:这个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否则,这个常识就很难成其为常识。

中国正处于前法治社会。在药家鑫这个案子上,司法不公正是可以预见的,甚至正在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与公众舆论的强力介入,实际上替代了司法部门相当一部分的功能,这也正是推动司法回到它原本应该去的位置的一股强大力量。

有人说,熊培云的意识是超前的。但我要说的是,在成熟的法治社会里面,熊培云的超前意识早已成为常识,他不过是拿来主义,拾人口惠,本身并无什么创新观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理性比“意识超前”更重要。实际的效果是,你正以你的“超前意识”,以捍卫司法独立的名义反对推动司法独立,以宽容的名义鼓励罪恶的匕首扎进无力自卫的弱者的躯体。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在制度建设、社会管理各方面都落后于人的现实。我们当然要有超前意识,然后我们才有了奋斗的目标。但是,我们却不可能采取超前的行动,否则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正如我们不可能先盖顶楼再打地基一样。当你还不名一文之时,你固然可以了解亿万富翁如何理财,但是你无法将亿万富翁的那一套移植到自己身上。

每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思想启蒙者,都应该先认清中国的现实,才能给社会开出根除病症的良药。要不然,倒可能落得个自取其辱的下场。

当下中国没有先知。谁都别想装先知。先知或许有,那也是在外国。

谁会置方舟子于死地

2010年8月30日 没有评论

29日下午,著名“打假斗士”、科普作家方舟子在北京自家附近遭两名不明身份男子袭击,腰部被铁锤砸中,受了轻伤。据方舟子事后说,袭击者欲置他于死地,先以可能含了乙醚的带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喷在他脸上,他迅速做出反应,撒腿逃跑之后,对方又持铁锤追击,幸亏他跑得快,逃过一劫。其时,方舟子才刚刚送走两位采访他的辽宁卫视的记者。

谁欲置方舟子于死地?背后的真凶肯定要在利益相关者里面寻找。那么,跟方舟子有利益冲突的是谁,都有哪些人?方舟子打假十年,树敌无数,那些被他揭发劣迹的人,几乎都对他恨之入骨。虽然说方舟子跟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他断了人家的财路,“毁损”了人家的声名,甚至可能“害”得人家身受牢狱之灾,他们都有杀他的动机。

有动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竟然真的做了。于是有人感叹,这些人也太嚣张了。骗子本来就很嚣张,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何以敢于如此嚣张,视法律为无物。

方舟子的朋友,《财经》杂志的编辑方玄昌,两个多月前同样在北京遇袭,身受重伤。可是侦破工作至今没有多大进展。不知是因为工作上确实遇到太多困难,还是警方根本就不重视,抑或其他什么原因,不好随意猜测。在方玄昌事件之后,《经济观察报》的南京籍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被全国通缉,令人叹为观止。负责方玄昌一案的北京警方也许只是不作为,而南京记者的遭遇,则暴露了警商勾结,警方滥用权力的罪恶。现在,方舟子险遭袭击者毒手,不能说跟现下普遍存在的滥权现象,跟法律不彰的社会现实没有半点关系。往严重了说,不负责任的执法者,正是罪犯的帮凶。

也谈菲律宾人质事件

2010年8月25日 没有评论

发生于本周一的菲律宾人质事件,终以悲剧结束。杀死八名香港人质的前警察门多萨也毙命,可谓死有余辜。但是,受到世界舆论广泛批评乃至谴责的,却是菲律宾腐败无能的警察和政府当局。菲律宾警察和政府当局俨然已经成为此次人质事件的主角。

人质事件自然而然成为香港各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的对象,大陆的网站也将人质事件当作新闻焦点进行关注。我发现,媒体都是刚开始批评当局应对人质危机的措施和方法严重失当,继而深入进去,揭露当局治理上的混乱及其种种弊端,最后推导出菲律宾是个失败国家的结论。

对于个人来说,通过各种媒体对此次人质事件的报道,我了解了有关应对人质危机的专业知识,也了解了菲律宾这个邻近国家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从个人学习的角度来看,不能说没有半点好处。但是我很担心,在现今中国的语境下面,这个事件可能被利用,成为掩饰某些严重问题的借口,或者佐证某些歪理的例证。

在网易的评论里面,有人说,现在应该没有人指责击毙劫持人质的歹徒的广州女警滥用武力了吧。还有人补充说,如果不坚决开枪打死歹徒,歹徒可能还会伤害人质,甚至危及人质的性命。其大意如此。以人质的人身安全为出发点,当然没错,但是在解救人质的过程中并非一定要打死歹徒。这实际上有赖于对现场情形的仔细观察和迅速反应。离开了现场细节的空泛议论,可以说没有什么意义。在广州人质事件中,也许只有那位女警才知道,在她一枪击中歹徒之后,那个歹徒是否还有反抗的能力。经常关注国内新闻的人,要是不太健忘的话,应该对警察射杀“闹事”的群众的报道多少还有一些印象。其实,在中国这样的事件还真不少。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其中就有不少存在巨大的争议。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如何防止警察滥用暴力,从而导致更加混乱的社会局面。

菲律宾曾经以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呈现在中国的面前,可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的却是经济欠发达,社会一片混乱,犯罪事件居高不下的现实的菲律宾。对于尚未建立起现代民主观念的中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惑。那些对民主制度抱有幻想的人,可能会想,为什么欧美、日本等现代民主国家是那样耀眼,而同属民主国家的菲律宾却是如此不堪?深挖下去,也许他们会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比如宪政法治。而更多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半信半疑的人,则很可能据此认为民主并非一种普适的制度,因此认同所谓的“中国模式”。正是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面,中国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才不至于成为一盘散沙,中国人的人身安全才有了更大的保障。否则,如何解释中国的成功,又如何解释菲律宾的失败?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作为新媒体的网络,都可能在报道新闻的同时,忽略了受众细微的心理变化,而我并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性,有些媒体在故意引导这种变化。这也是我所担心的。

被丢弃的硫酸

2010年4月11日 没有评论

继福建南平8名小学生被残忍杀害之后,最近又发生一起校园惨剧,4月9日,广东陆丰一所乡镇中学一名初中二年级学生疑因积怨用硫酸泼伤17名同学,该学生也在事故中被硫酸烧伤。事故发生后,广州的几大报纸迅速作了报道,《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尤其深入而详细,没有让人失望。其中,关于硫酸的来源,报道引述该校学生猜测说,硫酸可能来源于废旧摩托车的旧电池。后来陆丰警方给出了确切的说法,称已经查明,“硫酸瓶确系在路边所捡”,并称“当地出海打鱼的人较多,渔船上的蓄电池需要使用硫酸,有些渔民将买回来后用不完的硫酸随意丢弃,被这名学生捡到”。

陆丰警方如何调查硫酸的来源,新闻报道中没有说,我也不愿意费力去猜测。对于警方调查得到的这个结论,我倒有一些想法。我觉得,当地的渔民肯定是疯了,要不然不会将成瓶的硫酸随意乱扔。硫酸有强烈的腐蚀性,任谁都知道的,把这么危险的强酸丢弃在路边,不是存心害人么?这样的人,说他是疯子正是恰如其分。其次,除非渔民以后出海不再使用电池,否则,就还要用到硫酸。现在把好几瓶硫酸扔了,将来还是要买的。据我所知,像这样的傻冒真的不多。

也许是我想歪了吧。可是我不得不说,随便就能在路边捡到几瓶硫酸的事,本人还是生平头一回听说。自从昆明“躲猫猫”事件之后,大家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公权力为了逃避、推卸责任,不怕挑战人们的常识,至今未尝消停。本来,你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反过来侮辱公众的智商,就未免显得太可恶。